糊纸盒的奶奶

　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蒙城县城关居委会总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副业，如绣花、糊纸盒、缝纫、竹编等等手工活。这些手工劳动大部分是没有车间的，一般是干活的人将半成品拿回去在自己家中完成，然后在规定时间内交活。这样的工作主要分给一些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庭主妇，让她们挣些碎钱贴补家用。

　　东南圆的纸盒奶奶，就是当年家庭妇女大军中的一员。

　　纸盒奶奶姓蒋，住在老屋二进右边厢房，她脸盘圆润，沉静，很有气质。我住进老屋时，她五十来岁的样子，永远都是齐耳短发，发质稍带自然卷，干净简单的对襟布衫，那恬淡静美的神情，至今回忆起来，仍有几分民国女子的味道。

　　奶奶是外地人，她的丈夫瘦高帅气，一副书生模样。两夫妻都是从外地落户到蒙城的，政府分给他们家两间房作为私宅安顿。

　　听老屋的阿春说，奶奶过去是大家闺秀，裹过小脚，没有工作，以前爷爷没有生病时，一家人靠爷爷的工资生活，小日子也是滋润的。后来爷爷生病，日子拮据，为了给爷爷治病，奶奶卖掉了隔壁一间老宅。再后来，奶奶在居委会找了份糊纸盒的活，在老屋二进的厅堂内搭起木板台，一边糊纸盒，一边照顾爷爷。

　　糊纸盒是为了生计。那年代，糊纸盒的收入是很低的，但奶奶别无选择，只能白天黑夜地糊，一分钱一分钱地赚。夏天，在厅堂糊纸盒，偶尔会有弄堂风穿过，可以避暑。最艰苦的是冬天，寒风挡都挡不住，二进的厅堂幽深阴冷，奶奶除了双手长满了冻疮，脸颊上也长起冻疮，即使是带着帽子围巾，圆圆的脸上还是两坨冻疮红，一直到来年春暖花开才会慢慢褪去。

　　爷爷得的是不治之症，我到老屋的头两年，还能见到爷爷在天井里晒太阳看书，面色蜡黄蜡黄的，文弱得紧。没多久就不能行走，开始卧床治病。小时候，帮着蒋奶奶一起糊纸盒时，我曾闯进他们的卧室。卧室的光线是暗的，爷爷正卧床，见我进来，侧着身子，边咳嗽边招呼我。我站在爷爷面前，呆呆地看着他瘦如枯竭、风烛残年的样子，后来被闻讯找来的家人一把将我从房间里拖了出来，告诉我，以后不准进蒋奶奶家的房间。当时不明所以，后来才知道，家人是不让我到不干净的地方，担心被传染。

　　我还是会经常去蒋奶奶那，并开始称呼她为纸盒奶奶。从奶奶门屋进来穿过两个天井，还有一个后门，纸盒奶奶家的侧墻边就是后门，后门绕出去是大街。弟弟妹妹每次来奶奶家时，都会缠着我一起玩躲迷藏，游戏规则是以后门为界，不能出了后门。弟弟妹妹躲来躲去，特别喜欢躲在纸盒奶奶家，用堆成小山的纸盒打掩护。纸盒奶奶也很乐意地让我们串进串出，有时看我着急，会笑眯眯地一边糊纸盒，一边朝弟弟妹妹躲藏的角落打个眼神暗示我，让我去找。

　　纸盒奶奶是喜欢孩子的，遗憾的是，她和丈夫膝下无子，也不知道两人中是谁的问题。以前听院里的人说，她曾经抱养过一个女儿，只是养女长大后对养父母的感情不深，极少来看望。纸盒奶奶也不强求。

　　纸盒奶奶不像老屋里的其他居民那样，喜欢唠嗑不停，她似乎融入不到大家的闲聊中去，始终一个人沉静地生火做饭，一个人默默地糊纸盒。纸盒爷爷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就走了，走的时候，棺材就放在老屋二进的过道上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棺材。老人们都喜欢鬼神化，说人死后，阴气重，会有魂魄回来。白天，老屋的住户路过已是胆战心惊，到了夜晚更是毛骨悚然。其实现在回忆起来，人们所害怕的不是装死人的棺材，而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恐惧。

　　不久，糊纸盒的木板台面又架了起来，纸盒奶奶又重新开始糊纸盒。纸盒爷爷走后，原本安静的纸盒奶奶就更安静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她摔了一跤，摔坏了腿。居委会的人开始隔三差五来的送来半成品的纸盒模子，隔段时间再来收成品。我闲着没事也会去帮奶奶糊纸盒，完全将糊纸盒当成一件趣事，每当我完成了一件纸盒，奶奶也都不用修修补补检查验收。纸盒奶奶与我交流的话并不多，只是经常会停下手中的活小憩一下，怔怔地看着我，笑笑，又继续干活。

　　老屋再热闹，纸盒奶奶都是安静的。我离纸盒奶奶靠一把高凳，两手撑着移步地生活在老屋。记不清过了多少时日，当我再想起去看望她时，已是空空过道，过道里曾经布满纸盒和浆糊的味儿，在空气里散得一干二净。(王帅)